百货原来叫苏杭

　　估计很少有人想到百货业从前有一个名字叫苏杭什货，可事实就是这样的。百货业大致可分三个时期。一是仅具雏型的苏杭什货；二是洋货输入，形成土洋什货；三是从华洋什货到整个百货行业的形成。

　　苏杭什货

　　百货业的历史沿革，是经历几许变迁的。据老一辈回忆：初时不称百货，而是称之为苏杭，后来称作土洋，再又改称华洋，再进一步又称作环球百货，直至今天，才完全统一称之为百货。事实上前时百货业的范围和品种，不若今天之广、之多。在未有大公司之前，充其量都是苏杭、兼一些土洋而已。正如电影《林家铺子》那般模样。

　　在城镇里，洋什店已是较具规模，但一些农村地区，仍然十分简朴。还是那些“绒线佬”，“卖苏杭”。穿山越岭，到农民家里去叫卖。

　　大抵这一类“绒线佬”，以前颇为活跃。其原因是这些洋什小商品为人们所必需。特别是妇女界。前清一代女子缠脚，不出闺门，“中人之家，其妇女不到商店买物。有小贩肩挑绒线柜，手持碌鼓，上街卖线。少女环柜而观”《邬白坚什纂》。前人笔记中，已有谈及。

　　据同行业老一辈回忆：清咸丰年末（1858）专营头绳、针线、钮扣、绒线、梳蓖等生活日用品的“任万利”批发店，已在长寿里（德星路）开业。虽然任万利之前情况如何，当时贩卖上述商品的零售店和商贩肯定是不少，只不过名称不同，当时只称苏杭，还未称为洋什。

　　据《中国通史》第五卷（人民出版社）记载，早在北宋时期（公元987），已出现海路对外贸易交通线。当时我国出口商品为瓷器、矿产、帛丝之类，而输入则为犀象、珊瑚、诸香及奢侈品等，但洋货日用品还未普遍深入民间，直至南宋时期，农村经济仍然是手工业生产。不过当时已是相当发达，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，发展到商品经济，特别是建都临安以后，“户口蕃盛，商贾买卖，十倍于昔”《梦梁录语》（作者吴自牧。）街市买卖，昼夜不绝，夜交三四更，行人方见稀少，但到五更，卖早市的又打开了店铺，外地客贩往来于临安者极其众多。私人商肆有什货铺、牙刷铺、头巾铺、腰带铺、胭脂铺、绒线铺、粉心铺、布铺……，还有大批流动手艺人和沿街叫卖各种物品的货郎，如修鞋、箍桶、卖木梳、针线、脂粉等，当时盛况在《梦梁录》、《都城纪胜》（作者耐得翁）、《武林旧事》（作者周密）等书均有记载。是以杭州有“习以工巧，衣被天下”之说。这都是从百货角度看，另从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谚语，亦可想见当时确实盛况空前。

　　上海更是我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。苏绣、江宁织造历史上早负盛名。据《江宁县志》记载：“铺行有锦、绢、绫、缎、布、绒、丝、罗、纱、毡线、手帕、荷包、枕头、头巾、纸扇、果子、酒坊、猪、羊等360行之多”。我国制造眼镜架业亦是发源于苏州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》（作者彭泽益）。宁波一地，针织业向称发达，初时亦为家庭手工业，他如制伞、鞋帽（帽业则以天津盛锡福最负时誉），小至牙签、火柴、莫不荟萃于上海。“两广福建一带的原料作物——棉花，自南宋中期以后，已普遍传到江南”《中国经济史上几个问题》，更大大加速了江淅地区纺织业的发展。众所周知的黄道婆，原是宋朝上海华径镇人。她发明纺车等织布工具，技术上又一次重大革新。促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一步。后来再加上民族工业有所发展，进一步用机械大规模生产，花式品种因而大大增加。说苏杭“衣被天下”，确实不是偶然的。所以初时广州的百货业，称之为卖苏杭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。

　　在《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》一书里，亦有提及、“杭州自唐、宋明、清以来，虽号称为丝绸工业之中心，当时丝系土丝，绸缎均为木机制造，实为家庭工业一种。……后由家庭工业转变为工厂机器工业。当时各业鉴于人工减省，生产增加之利益，群起效仿。”时为清末民初之间，正由于大规模生产，得以物美价廉。各地纷纷到苏杭采办这类产品，才能运销到全国各地。

　　华中华北一带，对肩挑卖苏杭的“绒线佬”称为“货郎”，直至今日，尚沿用此名称。现在尚存世的宋画中，有一幅《货郎图》，画中一位货郎憩担路旁，手持小摇鼓，鼓的形式，尚如近代货郎所用的一模一样。货郎担上摆有绒线、丝带、梳篦等日用品，担旁有几个妇女儿童在围观。宋代已将货郎入画，可见宋代以前，这种肩挑的货郎担已存在很久了。（中国通史卷五378页有宋李嵩《货郎图》影印）。

　　广州的百货店，过去称之为苏杭铺，而在华中华北各地，则称此种商店为“广货店”。自洋货大行我国之后，又称“广洋货店”。所以称为广货店者，据他们自称，过去所售用品，很多来自广东，由此也可说明，在以前，广东的手工业品，也曾经畅销国内的。随着广州的百货业小商品业的兴盛，苏杭什货也就渐渐消失了，直到今天人们对于苏杭一词再没有了百货的含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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